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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15日 13:22

    新变化:全部取消市级三好学生和艺术、体育、科技方面及“瞭望杯”获奖考生加分项目

    “夺刀少年”因受伤遗憾错过高考时间,成为今年高考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很多人为“夺刀少年”命运担忧,希望不影响他们进入大学深造。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为“夺刀少年”开出一条绿色通道。但是毋庸讳言,在关注“夺刀少年”的过程中也不乏杂音。当绝大部分都希望能够对夺刀少年破格破例之时,有个别人却在庸人自扰,说什么对见义勇为者破格破例会影响高考公平,会催生一些考生上演“夺刀游戏”而获得这样破格破例机会;有个别人甚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端猜疑“夺刀少年”会以此作为资本堂而皇之选择名校。现在“夺刀少年”最终选择的是本土的大学,这对个别小人无疑狠狠扇了一记响亮耳光。当今青少年,思想境界,道德价值取向,并不像那些小人想象那样,唯利是图,唯名是举,他们完全有自己的人生观。他们见义勇为,是正义思想催生结果;他们放弃名校,是理性权衡之后的结果。他们并没有模糊做人与做学问的界限,他们并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想到利用的见义勇为来谋取个人的利益。

    “诵读只是一种形式,希望能让学生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将核心价值观融入他们的为人处世行为准则中。”教导处副主任韩伟认为,国学读物的内容都历经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承,其中有不少精华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来源和基础。

    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

    480分相对于其他省的高考总分而言,绝对值偏低导致考试偶然性加大,区分度小造成录取的风险加大。2013年,理科从338分往下一直到本二线下,每个分数段都聚集了近万人。录取分数高度扁平化,一个分数点上集聚多人,需要附加条件才能分开。总分值太低的扁平化特点,还使外省高校对江苏考生的综合素质产生疑问,在录取时易造成无法判断或判断失误。2013年国内知名院校在江苏的招生计划明显减少,如北大、清华招生数比2012年减少38.6%,这对江苏学生而言很不公平。

    从2017年起,英语采用计算化考试,英语30分的分值不变,但英语听力一年可两考,取最高成绩计入高考英语总分。从2021年起,英语增加口语考试,口语加听力总计50分。

    ——编 者

    把招生录取的自主选择权还给高校

    “学霸笔记”为何如此受欢迎?其实,“学霸笔记”的受宠,不是因为笔记本身,更多是因为“学霸”二字,许多人热衷于购买“学霸笔记”关键就在于这是“学霸”们的杰作。光明教育刊发《“高考状元笔记”热炒之风当休矣》中说:“家长选择购买‘学霸笔记’是图心理安慰,总怕孩子错过什么,是为孩子求学多寻求一道保险系数。而家长和学生的急于求成和盲目跟风,也会热炒‘学霸笔记’,使得大家纷纷购买。”

    再如山东卷高考作文题:开窗看问题。窗口下一个画框,通过它可以看到不同的画面,有的人看的雅,有的人看到的是俗。有的人看到的是静,有的人看到的是闹。自拟题目写一篇作文。

    戴家干:近几年高考录取率达到80%。高考招生录取率提高,“独木桥”大大加宽了,但还是拥挤,问题就在缺少其他的桥梁特别是“立交桥”。此次改革的系统性综合性就在于此,必须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个层面和类别全面改革,促使录取标准更加自主、多元,评价渠道更加全面、多样,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发展。

    任何教育改革要想取得成功,没有广大教师的热情参与和真心拥护,都是不可能的。任何教育改革都要实现三个目标,即国家受益、人民满意、教师拥护。研究教育变革的国际著名学者迈克尔·富兰认为,“教师是教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在教育改革中,各级政府要切实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切实维护广大教师的合法权益。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认为,制度设计是一个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下利益相关者多次重复博弈的过程。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任何制度都不是静态的。不存在一经设定只需落实执行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制度。现实往往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形。由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在制度施行过程中,各方利益相关者并不会按照政策制定者的立场和逻辑去行动,而一定会从自身目标出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方式。政策落实为什么经常会“走样”,之所以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此。

    现在,小王在一家央企党群部门工作。他说:“求职过程中我发现,党史专业的需求量虽然不如金融、经济类专业那么大,但竞争也远比一些专业小。只要你认真学了,基本不愁找工作。”

    50年前,南水北调一期移民开始时,七岁的赵久富跟随父母搬迁到了余嘴村,2010年,他成了村里移民的第一责任人。这里有61户要外迁到千里之外的黄冈。家园难舍,故土难离,移民工作最难张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按照住房在海拔172米以下需要外迁的标准,赵久富可以选择留下,但他还是主动选择了外迁黄冈。赵久富80多岁的父母亲决定不跟儿子外迁到黄冈,但他们支持儿子带头外迁。

    对于划片的标准问题,公众一直充满疑问:为什么一街、一墙、一河之隔,上的学校就是“两重天”?就连在同一个社区,门牌号不同,上的学校也不同。就是这看不见的“尺子”,也划出了学区房与非学区房天壤之别的价格。

    教育部等部门此次清理、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力度大、要求严、亮点多,让人不由得为之叫好。这是对多年来社会呼吁的诚恳回应,体现了有关部门提振高考公信力、维护教育公平的决心。

    如此展望会给人过于乐观乃至于一厢情愿之感,但我们仍然坚信,主张公考热持续降温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能够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的观点,不至于毫无道理。

    在文化消费主义和资本利己主义的裹挟下,大众文化领域成了滋生浮华之风的重灾区之一。电视中热播的,不少是娱乐至上的综艺节目、形形色色的选秀节目,硕大的舞台充斥着无比绚丽的布景和灯光,各路明星、大腕儿嬉笑怒骂,除了博人眼球,别无他求。电影院上映的,很多是大投资、大制作的鸿篇巨制,动人的故事与深刻的思想这样的电影美学成了明日黄花,以华丽震撼的感官效果掩盖艺术内涵的贫乏和思想内容的空洞,是其惯用手段,所注重的只是投入巨资,做足宣传,引来观众,赚足票房。图书市场上出售的,许多是装订华美、价格昂贵的精装图书,它不为满足广大读者阅读求知的需要,而是赠送领导的专供礼品,是老板装点门面的高雅摆设,是好大喜功者自我炫耀的资本。如此的大众文化,是金钱至上、愚弄大众、奢靡浮华的“逐利文化”。

    作为个体的学生,完全可以庆贺自己取得的高考成绩,因为这毕竟是他或她人生历程上的一个胜利。但学校实在没有必要去宣扬自己有多少学生考出了多好的成绩。考得好,本是学校的职责;考得不好,是学校的教训。每年的高考过后,学校最应做的,不是宣扬自己的成就,而应是去总结为什么还有没有考好的学生。假若有一所学校,每年的高考成绩公布之后,给每一位落榜者和家长发一封致歉的信,表示自己的遗憾,鼓励学生不要被暂时的失败击倒,他或她的人生还很长,还有更多的路可供选择。我将这样的学校,视为一个温暖的尽职的学校。

    横看成领侧成峰,高低远近各不同

    第二篇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新一轮高考改革通过把高考统考科目减少为语、数、外三门、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使过去高校招生以高考总成绩这“一个依据”变为“两个依据”。在此前提下,综合素质评价成为高校招生录取的参考。由此形成的“两依据一参考”对普通高中学生的考察更为全面、科学,使过去的“招分”变为“招人”。这既有利于促进高中学生全面发展,也有利于高校按自身办学特色招录人才。

  ]中国今年高考报名考生942万人,就已经让外界惊呆了。要知道今年俄罗斯高考人数是72.5万,德国和韩国去年高考人数分别为43.27万和64.06万。而人口还达不到942万的国家和地区,全球至少有上百个。

    【解读】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进一步提高命题质量、保证国家教育考试的公信力,同时有助于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问题。

  “一个人喜欢唱歌,就可以成为歌唱家?答案不一定。要成为歌唱家不仅需要喜欢,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兴趣层面,还要具有成为歌唱家的品质及潜能,比如,需要具有勤奋、自律、镇定等正面的人格品质,需要具有音乐方面的潜能,也就是天赋。”脑AT专利技术发明者、生涯规划专家沃建中告诫高考考生们,不可仅凭兴趣进行志愿填报,要综合考虑个体人格及潜能。

    形式公平是第一维度的公平

    王蒙:我写的大部分是文学作品,讨论古典文化的东西。重庆高低的自然环境,近年迅猛的发展,重庆的人、重庆的餐饮、每天晚上广场上的唱歌、跳舞等等给我留下了种种印象,不过用什么形式融入作品我还真没想好。

    也有专家分析指出,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教育改革更是要充分考虑教育规律和中学、教师、学生的适应调整过程,有序推进、逐步完善。此次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些问题,理顺了自主招生政策,加强了自主招生的规范化,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在未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完善。

    招生体制改革比考试本身更重要

    中国老百姓是非常看重教育的。老话讲“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又讲“家贫子读书”,即无论家境好坏,读书始终是一种改善自身处境的途径。在分工具体、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尽可能多地接受正规教育,从而掌握技能、丰富学识,也是许多年轻人的选择。可以说,对千千万万普通人而言,教育负载的不只是知识,还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政协委员、东南大学博导吴智深继续表达看法,特别是对于英语一年两考,他认为:高考改革不能光在一次考试变多次考试上下工夫,而是要调整以高考成绩为单一标准的选拔方式。他进一步解释,在美国和日本,录取大学生的考试分为高校单独考试和全国统一考试,高校根据情况划分两个考试占总分的比例,值得参考。此外,吴智深认为高考不能只在考试科目的加减上变来变去,考试应该有助于学生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课改工作难以打开局面时,孙碧英又一次率先垂范。她在自己的地理学科先改革,带头拟订和使用学案。一学期下来,她所教班级的统考成绩位居峨眉山市前三名。一潭死水中,炸响了一个惊雷。

    物理、化学对实验达到了空前的重视——物理实验暴增至48分(占到近一半的分数),化学实验从“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的化学变化”“身边的化学物质”“化学与社会发展”“科学探究(即实验)”这五大模块中瞬间由第5位上升到了第1位。

    四类考生可以加分

    今年初,袁贵仁在《求是》上发文,提出要“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该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论和关注。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三人文话题也不利于凸现语文科的学科定位。

    中国任何领域都不缺人才 缺好机制和平台

    成为“世界一流”,是许多大学的共同梦想。但纵观全球,能担得起“世界一流”的那些名校,谁是别人的翻版?谁又靠“第二个某某”来享誉?北大、清华能否成为世上“第一个”,成为与哈佛、牛津齐名甚至更有名的“这一个”,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中国高校办学思路与价值取向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或论文的经历受重视

    把教育的质量提升上去,对这一点代表委员有很高的期望。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院长侯一平认为,对提升教育质量,目前包括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以及教育部的相关文件,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下一步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着力于怎么落实好这些要求,在具体细节上提升教育质量。

    传统节日不只是民族历史的记忆,更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载体和时代精神的资源,对于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培养现代人的爱国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特殊意义和效果。爱国主义精神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传统节日中最为亮眼的精神内核。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的由来中,都包含了这种爱国思贤的传说故事,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敬祖尊老的传统美德。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通过建立校长教师交流制度,来探索解决教育公平和择校问题,无疑是抓住了义务教育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在笔者看来,要将这件事情做好,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需要有系统的思考。

    讲述高考“状元”的故事,就是关于奋斗的故事,这无疑会为这个时代注入一种可贵的价值能量。

    教育部门关于禁止有偿补习的禁令不可谓不多,从中央到省里再到地方一直明令禁止。早在2006年,教育部就明确规定,严禁学校、在职教师以及非教育机构占用学生休息时间有偿补课和有偿上新课。就在前些日子,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了《关于2014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要集中治理中小学补课乱收费等问题,把“课堂内容课外补”、学校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对学生有偿补课等问题作为整治重点。暑期之前,烟台市各级教育部门也发文称,坚决查处和遏制教师有偿补习问题。但就是如此高频率的禁令,还是难以消灭有偿补习的影子。

    从调查数据看,从县城、乡镇到村屯,越是接近农村教育体系的末端,教师本地任教的比例越大。在县城学校,教师父辈也居住在该县城的达13.32%,乡镇学校这个比例为37.14%,村屯学校的比例则达到45.91%,“本地化”趋势非常明显。

    根据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发布的信息,截至10日,已有89所试点高校公布了今年自主招生报名初审名单。根据各校自主招生方案,今年对考生的申请条件更加明确、细化,或限定获奖情况,或要求学科水平,审核标准上较往年更为严格。

    第三,关涉公共利益——特别是重大公共利益——的信息发布必须权威和统一,否则,很容易造成公众的误解和恐慌,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相当大的混乱。表面上看起来,教育信息发布似乎不属于国家统一发布制度之列,但高考对于中国人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谁能准确评估出在高考领域内发布错误或者不准确信息,对家长和学生所造成的心理影响甚至是伤害呢?在中国,高考改革方案属于典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信息,理应由权威的教育行政机构得到授权的情况下统一发布。

  民国时期的这种文白并存、相济相生的局面,与其说反映了当时民间社会朴素的文化坚守,不如说是一个民族体现在文化传承上的强大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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