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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15日 13:20

    而在现行高考中,文科考生只可报考约34%的专业(类)、理科考生只可报考约66%的专业(类)。“这意味着考生的专业选择面有了大幅提高。”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副书记谢世平介绍,高校可依据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需要,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高考选考科目要求;考生也能按照兴趣选择专业及对应的考试科目。

    为了进一步缩小差距,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这次改革将采取3项举措。第一,完善国家招生计划编制办法。在编制国家计划时,综合考虑生源数量及办学条件、毕业生就业状况等因素,并督促高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计划。第二,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这项计划已于2008年开始实施,2014年度达20万人,这几年下来,相当于在中西部建设了80所万人高校。下一步,还要继续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第三,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要求部属高校公开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调出的指标主要用于中西部及入学机会偏低的地区。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力争到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到4个百分点以内。

    杨东平认为很多人容易把教育创新跟教育技术的改善相提并论,或者认为这就是一回事,而在他看来,教育创新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创新,不能把技术创新视为教育创新的全部。“广义的创新是怎么能够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的环境、解决遇到的问题,这需要创造力、领导力。”

    在知乎上,有一位留学生以亲身经历比较中国、日本和美国科学家治学的不同,他说日本人的强项是努力和坚持,而美国人是自由和想象。努力、坚持、自由和想象力,这些都是“人”的德性,和“科研工具”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人数的距离,是教育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的区别。

    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切实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目前,我国教育还存在管办评一体化的问题,政府的教育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是办学者、评价者,由于责权界定不清醒,问责难以到位。二是有关法律法规的问责条款一定要明确。比如对违反某一规定,将追究怎样的责任,不能只有概括而笼统的说法。三是问责处罚程序一定要严密。行政问责需要调查、听证、申诉等程序,只有程序正义才能实现实体正义。在处理学校违规办学行为时,有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会采取抓典型的方式,结果典型抓完过一阵通常又死灰复燃。针对以上问题,要提高行政执法效力,必须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明晰政府责任,同时完善法律法规中的问责条款和问责程序。问责程序不严密,也会影响执法的公信力。

    据教育部官网的袁贵仁讲话稿显示,今年,教育部将出台考试招生制度“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配套“实施意见”。

    但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去年底曾明确表示,未来高考采取“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统一高考成绩”,即意味着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将直接作为高考录取依据。

    重庆的“租房”话题也被不少网友“吐槽”,更有网友大呼“完全看不懂”。

    如今,政策再次转身,我不熟悉其出台的背景,但择校治理政策显然是在学习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这也是最近几年教育治理上的一个误区,需要深刻反省。

    根据此前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的通知》,有关高校应在4月15日前公布招生简章。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66所高校公布了今年面向农村学生的专项招生计划简章,但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一些去年推行此计划的高校目前仍未发布最新简章。

    然而,如此苛刻的入学条件,并没有阻挡中国家庭将孩子送入国际学校的热情。一些名人更是早早将孩子送入国际学校,让孩子不输在国际视野的起跑线上。著名影星黄磊的女儿黄多多在电视节目中所展现出的流利英语,曾一度让观众们惊叹,而黄多多就在北京某著名国际学校上学。

    不过,相对而言,国外多数大学的门槛还是很“低”的,这与他们实行“宽进严出”的人才培养政策有关。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在“进口”处,自己的学生或孩子被十多所名牌大学“青睐”的光鲜的一面,而忽视了在“出口”处的严苛的一面,而不积极努力的话,几年后,我们的学生和孩子很有可能成为被淘汰大军中的一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换句话说,就现在居民收入提高了,但学费支出比例还很高,学费上涨遭遇质疑是在意料之中的。按照各地学费上涨的幅度,我国大学的学费标准,很快会恢复到2006年的高比例水平—从居民实际收入看,学费整体而言其实不应该涨,而应该下降,只有少数学校、少数专业学费标准比较低,可以进行适当上调,但不能超过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对于涨价后贫困地区学生上学的压力,也由此在严格落实国家现行各项资助政策的同时,涨价省份均要求高校从学费收入中提取经费,加大学生补助力度,保证不发生因为学费上涨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不了学的现象。

    除新闻报道外,光明日报还结合寻找活动,举办了“师生情”征文和“我眼里最美的乡村教师”摄影作品征集活动,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影响我一生的乡村教师”主题征集活动。由活动组委会主办,北京教育学院、陶行知教育基金会承办的2014“最美乡村教师”走进北京教育学院研修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活动组委会表示,今年还将举办高端研讨会,回顾和总结“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大型公益活动,为开展好这项活动提供理论支持。

    《通知》要求各个城市要根据实际情况,全面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加快实现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其中,就近入学压力较大的各重点大城市,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所有县(市、区),要于2015年实现划片就近入学。100%的小学实现划片就近入学,原则上每所小学全部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中国青年报》近日载文《清华博士反思:对学历盲目崇拜坑害了很多人》,作者的反思可谓戳中了不少人心中的痛点。据相关统计数据,中国每年获得博士学位者约五万人,博士培养从零到总数世界第一,只用了三十多年;而每年硕士毕业生将近五十万。可很多博士、硕士毕业生还是面临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尴尬。即便如此,每年仍然有大批学生选择读硕、读博。

    其次,加大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发展的统筹力度,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经费流动机制。我国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根源在于实行地方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各地的办学条件取决于当地的财政实力,这也使当地的教育资源就为当地户籍人口服务,由此出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求学门槛和中考门槛。要让受教育者在各地都能享有平等的求学机会,应该加大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的统筹力度,同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机制,减少流入地地方财政的教育投入压力,也能促进流出地政府更重视本地的教育发展。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广东卷都是三角放在第一题,数列放在第四题。“按照大题从易到难的排练规律,可以说,全国卷对数列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比广东卷要低的。”徐广华说,类似的改变,要求老师和学生在备考中,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这种发展的结果,我们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尽吻合,它直接引发出另外一种后果,一边大学毕业生比较难得找到一个适合的岗位,另外一边用人单位比较难得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才,这就是我们讲的结构性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优化结构,办出特色,提高质量,来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多样化的需求,所以我们推动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我们经常还这样说,要鼓励、推动或者引导部分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这个没有歧视地方高校的含义,因为中国的高校一部分是国家部委管理的,一部分是地方管理的。部委管理的学校只有一百多个,大部分是属于地方高校,而这些地方高校又是适应我们高等教育这种大众化的需求新设的、新升格的,因此他们要率先转型,从培养理论型人才转到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来适应当前经济转型的需要,来适应我们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是我们转型的目的。[15:55]

    而且他关注很广,每一个行业的操作程序和特点,他都写得出来,他如果没有对那些劳作者就近观察,没有深切的同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写这个不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像现在似的,在媒体宣传,树立自己形象。

    就业问题是系统问题 各有职责

    语文课堂,让美之花绽放

    震惊之余,我问他:“你的天赋如此出色,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类拔萃,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学术生涯有兴趣、有激情?”

    在中国的大学里,像大隅良典这个级别的教授,很多早就脱离了实验室,做着申请课题要钱、四处开会拿红包的事情,即便是级别较低的副教授,也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写提案、开会、行政工作、训斥学生等等。

    误区三:挫折教育多向孩子说教就行。王极盛认为,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暗示、模仿、感染,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传递给孩子。家长不能只是进行说教式的挫折教育,要从自己做起,面对挫折,自己首先得具有强大的抗挫能力,这比说一百句都管用。遇到挫折,家长只知道发牢骚,怨天尤人,那孩子多半也是这样。

    降40分录取考生高考投档成绩须达到我校医学部在当地同科类模拟投档线分数下40分以内,且同时达到当地本科一批控制分数以上

    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臧铁军认为,“3+X”科目改革的实施,在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这一改革对考试内容改革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见义勇为“夺刀少年”的事迹感动社会之后,在事关自己荣誉与前途的大学选择上,再度令人钦佩,他们的选择,无疑为我们树立了另一种道德标杆。

    考试作弊入刑,堪称整肃考风史上的里程碑。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在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条:“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一年的11月1日开始,作弊便从违规违纪上升到了违法层面。诸如普通高考、研究生考试、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教师资格考试和司法考试等国家考试,自此有了刑法保驾护航,震慑作用不可小觑。

    “一定要解除这个误区,并不是用国家卷就是全国都一张试卷了,而是一纲多卷,每个省的试卷还是不一样的,主要保持它的质量。”钟秉林强调,无论是全国统一命题,还是各省市自主命题,对考生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还是采取分省考试,分省阅卷,分省录取,同一个省份的考生在同样的基础下参加高考。

    “两个月从学渣到学霸的蜕变”、“一对一培优,全面提高成绩”、“名校教授为你私人订制”、“暑假不学习,落后一大截”、“多轮课程滚动开班,孩子随到随学”,在武汉市江汉路附近,有不少人在派发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教育培训机构宣传不实、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乱象十分突出。

    对此有的家长却认为:“你问教育部门或学校,他们当然说不认,但说不定有学校私底下招生的时候就会看这个成绩。”

    让“教学”回归其本义记者: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教学生学。”在助学课堂上,您是怎样让“教学合一”的?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化育天下风气,引导人心向上、向善、向美。哲学家冯友兰在比较研究中发现,与西方文化“智”性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尚德”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原点与核心,“德”不仅催生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价值观,而且成为中国文化永恒的母题。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黄友文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教育部具体通知,等教育部出台实施细则后,广东会根据教育部具体部署统一实施。

    变化4:“特殊类型招生”也有变化

    民办教育出新招,制度层面做规范

    五是,学科公平。该意见规定,考生高考的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和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3个科目组成,学生可自选学业水平考试。笔者认为,对于高中教学中的个别小学科,尤其是一些枯燥乏味的学科,很有可能在学生们用脚投票的遇境中成为真正的小学科。这有利于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让一些实用型学科受到青睐,促进各个学科公平发展。

    在卢瑟福看来,学生做实验的“勤劳”实际上是一种思考的“懒惰”。同样,一些教育者从表面上看很懒惰,实际上是努力思考教育本质的勤劳。在该勤劳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而在该做观众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把舞台留给学生。

    备考建议

    自从有了那晚“格外明亮”的灯光后,阅读教室的灯几乎每周五都会亮起。

    修建林林总总的“月光之城”、“西门庆主题公园”,制作一些只为评奖、用过即丢的大剧目,一定会花掉很多钱。如果把这笔资金用于购买图书,赠送给乡村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或是用于给西部落后地区援建几所学校、支援贫困孩子上学,它的意义与价值,都将大不一样。

    高考作文“四步走”

    过去,语文考试常被指变态。比如,作者本人阅读了自己的作品后回答“作者的意图是什么”的问题也会答错,作家考语文不及格等等,语文考试沦为坊间的笑料。其实,这样的指责不都是公平的。固然试题中的填空、选择等客观题型有改进的余地,但不应该从根本上否定阅读理解文本作者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一类题型存在的必要性。毕竟,通过阅读考查学生在逻辑分析、推理判断等方面的能力,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聪明”的标准,也是一个人语文能力的体现。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推理能力、挖掘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则是学生必备的阅读技能。

  上周,中国教育报刊社“好老师”微信与用户分享了著名特级教师、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故事,用户们反响热烈,窦桂梅应邀回答了一些用户的问题,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这个环节,主要是检验本节课学生学习效果、学习目标落实如何。

    报道称:事发时间为当晚6点40分左右,死者名叫程春明,系该校教师。当时他正在该校端升楼201教室内准备上课。

    我很赞成早期教育,但我坚决反对早期训练,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训练的结果得到的是一种相同的大脑,相同的思维模式;而教育本身应该培养不同的大脑,让每个孩子都个性鲜明,其实达到这样的目的很容易,就是在幼儿园甚至在小学低年级,让他们充分去玩,让他们充分去做各种游戏。

    即使真被不幸言中——“三清团”只是“绣花枕头一包草”,那同清华大学乃至中国高等教育也没有多少关系,因为毕竟小梁只是个案:全世界看看,大学校园中不以学业成绩论高下,而专以个人某方面特长论输赢的,中国绝不会是其中的“佼佼者”。以此为由头来指责学生进而贬损学校,只可作为娱乐,一笑了之。

    《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工作实施办法》规定:户籍从区外迁入我区的人员,截至2015年4月1日,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方可在其户籍地报考,并可参与本、专科院校录取:(1)本人具有我区高中阶段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学籍且连续就读满2年;(2)本人取得我区户籍满2年;(3)家长在我区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合法职业且纳税(或按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均满2年。很显然,从外省市迁入内蒙古的学生,要想在当地参加高考,必须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为此,一些家长在“学籍”上钻起了政策“空子”,而一些高中学校也违反学籍管理的相关规定,为家长大开绿灯。据报道,呼和浩特市教育局日前对当地两所民办中学突击检查发现,持自治区外身份证号的690名学生中,有590人不在本校实际就读,其中大多“空挂学籍”。应当承认,“虚假学籍”目前在各地并不鲜见,一人多籍、人籍分离、有人无籍等问题仍然存在,而类似的学籍管理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对“高考移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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