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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地沟油的命

2019年04月15日 13:20

    教育必须耐心。

    教育是一个专业问题,教育治理更是区别于专业研究,是一个管理问题。即便你是教育专家,也未必懂得教育治理、教育管理。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很多名人专家喜欢以自己的感受与个案谈教育,批判教育,对教育进行指导,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而这些名人大家的言论,往往会因为其社会影响,而不断放大,形成舆论压力,进而误导教育的治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专家、院士、名人,是在某个限定领域的专家权威,不是什么都懂。教育决策部门与具体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实事求是,顶住这些压力,走出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家长和专家们,也需要给改革最大的宽容与支持,这样才能让教育治理不再来回“打摆子”!

    刚才,我听了有关教师节和你们学校基本情况的介绍,参观了庆祝教师节30周年展览,考察了心理学院的心理学实验室,观摩了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教学现场,同老教授们见了面。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打破狭义的学校教育概念,就是把学校、社区、家庭、社会化学习、网络环境等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即我们通常说的大教育视野,它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学校、教师、企业家、NGO、媒体。也就是说,那么多人共同地在构成教育,所以特别需要打破狭隘的学校教育、学历教育,认为这才是教育的概念。

  范围太大无从下笔?本报下水作文瞄准“有智慧的人”

    朱冠怡:“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感觉这个句子很有哲理,又有美感。

    张立彬:促进大学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

    我曾去过一个县级市的剧场,那里的音响设备可以为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使用。但是,这只是一个县级市,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何年何月才会到这里演出呢?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文化建设只会增加百姓的负担。在这座剧场的附近,还建有巨大的博物馆、图书馆与运动场,这些建筑物合在一起,被当地政府命名为“文化广场”。我向那里的居民打听,一年到头,来“文化广场”参加活动的人并不多,很多设施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

    记者在采访时还了解到,目前在一些西部省份的农村,“上学堂不如打工仔”的说法依旧盛行,甚至有家长专门给老师包红包,请求老师批准孩子的“打工假条”。

    “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

    仲广群:“助学法”与“风暴”式实验的区别在哪呢?首先,学段不同,中学与小学区别很大,不应做简单的移植;其次,境界不同,前者追求分数,后者更看重创造,当然,副产品分数也很好;再次,模式不同,前者注重“规定”,如“三三四”、教师讲授不得超过10分钟之类,后者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匹配,不做时间的限制;最后,推广方式不同,前者开课示范多,而后者研究内在机理多,更注重对实验教师的系统培训。

    一是初中自主办学,给学校更大的自主权,办学才不会千校一面,培养的学生才会更具个性,学校给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才会在中考招生中有更大的价值。否则,所有学生的综合评价都差不多,综合素质评价就可能变成“鸡肋”。

    朱冠怡:“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感觉这个句子很有哲理,又有美感。

    《药》:读一遍,全了解了。

    所谓合同,就是契约就是协议。合同的签订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合同签订双方平等协商一致产物,一旦签字画押就会生效为法律文书,双方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这点,想必在合同上签字画押的教师当初是同意的,既然同意了,就应该在9年的教学过程中努力边教学边考虑论文选题,抽出时间来完成职称评审所需要的论文,即向校方提供科研成果,以便满足合同条款的要求。遗憾的是,消息中的教师显然没能遵守合同条款。

    四项加分将调整

    “三模三电”项目一度饱受争议。2010年,浙江有643位考生凭借“三模三电”比赛获得高考加10分的待遇,其中绍兴第一中学因为这个项目加分的学生最集中,有46人,许多官员子女因此加分。公众对比赛中的猫腻与项目的意义提出了质疑。

    比如刚刚讲的学校教育创新,我们最通常讲的是把教育局限在学校教育范围内,但是学校教育创新涉及到几个因素,课程、教材、教育资源、环境等等,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意识到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也就找到了改善问题的途径。

    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有一次,我和周德藩先生到南通去讲学,周先生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把眼界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家庭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甚至已经有众多研究表明,家庭在青少年教育当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甚至超过学校。杨东平眼中的大教育视野,亟需打破狭隘的学校教育、学历教育概念,把学校、社区、家庭、社会化学习、网络环境等这些整合起来,它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学校、教师、企业家、NGO、媒体。

    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084人,教职员工2975人。由于它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具有明显的特权色彩,引致普通市民的不满。它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警惕。1952年6月,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从1955年起,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在大城市,干部子女集中在那些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在北京,它们成为“文革”之初“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成为“西纠”、“联动”等“红色恐怖”活动的重灾区。

    ……

    在美育与艺术的教育中,要引导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要使学生在获得艺术知识、艺术享受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感受中国人活生生的性格、灵魂和情趣,让艺术教育的光芒照亮学生的人生。

    另据线联平主任介绍,今年的高考将继续实行“双培”、“外培”计划以及考后填报志愿的方式。同时,今年还将对郊区的考生给予更多关照,扩大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本科农村专项计划,今年将招生规模扩大到300人。

    每个人都希望有所成就,所以选择入校学习,然后去干一番事业。人类从事一项事业可能有几个途径:当外界环境相对确定,利用人类已经积累的知识就可以实现目标,此时需要学习知识。但当不确定性比较高时,简单运用知识已不足以解决问题,例如,现在的房地产,是买还是卖。这种决策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价值判断、综合分析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如果再进一步,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和模糊,人们看不透未来。如果再走向极端,面临的环境高度不确定、复杂、模糊和快变,怎么办?此时,只能相机行事,为了生存和应对挑战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能力、素养和智慧。

    民国以来,随着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中国的师生关系本已发生巨大变化,老师的权威性始终处在下降通道当中,“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渐渐成真,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一变化。

  近日,教育部提出要通过加快建立校长教师交流制度的目标、扩大范围、创新方法、强化激励、建立制度等五项措施,力争用3至5年时间实现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率先实现县域内校长教师资源均衡配置,促进义务教育公平,整体提升教育质量。该消息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鲁迅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让孩子逐渐独立,不要将孩子总养在温室中,扼杀他们学习面对挫折的机会。学校和家庭要教育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在逆境中也能够顺利走出来,满怀激情地拥抱生活。老师和家长要多给学生讲解那些身处逆境仍然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人生经历。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学生百折不挠的探究精神,从而提高其适应社会的能力。

    针对部分学校和家长对于统一安装新风系统以减少雾霾天对学生身体健康影响的关切,线联平坦言,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题的研究小组,把未来的学校教学楼楼内空气质量的保障手段纳入到办学条件标准当中。

    目前,丁某已经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警方刑拘。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教师每年的各级职称指标数量由当地人事部门下达,再由地方教育局把名额分配到学校和学区,由学校和学区按名额进行推荐报送。有教师反映,有些地方教育局在分配名额时,只是简单地根据学区和学校的教师总量平均分配名额。由于城市和农村学校教师数量不均衡,尤其是乡村学校规模小,教师数量少,造成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职称名额分配的严重失衡。

    问:“十三五”时期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是什么?

    两校的自主招生简章显示,今年两校对降分幅度的规定较去年更加具体明确。今年清华大学自主认定的优惠分值为20分、30分、40分、50分、60分,对部分特别优秀的学生可获得降至一本线的录取优惠,并可被邀请参与以下某些后续特殊培养环节,包括清华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赴海外知名大学交换学习;专业导师配备;优先推荐参加科技创新团队等。北京大学的优惠分值为20分、30分、40分、60分或降至一本线录取。

    此外,以上海作文题“沙漠与自由”为代表的这类试题力图引导考生直面“自由”“限制”“选择”“自我与世界”等既是思辨的、更是人生的命题,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虽然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之中,尚未结案,而社会舆论早已哗然,各种批评充斥网络。民众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其破坏高考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愤怒和不安。作弊团伙和替考枪手胆敢以身试法,理应严惩不贷;但此案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内部人员的串通参与,根本就不可能搞成。

    从小小的家庭,到每个学校,再到整个城市,社会的每个细胞都随着高考的节奏而发生变化。这一周,中国进入了“高考节奏”。

    [ 袁贵仁]: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尽管对于作文题,人人都能“说一嘴”,但回到教学和高考的要求来研究,高考作文的命题比人们的议论想象要复杂得多。由于高考担负着人才选拔的功能,作文题的设计和试卷的其他命题一样,要充分考虑难度系数、信度和效度等要求:作文题难易得适中,测试结果(分数)得相对可靠和稳定,还得考出学生的实际水平。和阅读题、知识题等比起来,作文题设计更麻烦,既要创新又要稳妥,要防止雷同、套题,还要考虑到阅卷评分是否获得足够的区分度等,可谓左右为难、绞尽脑汁,出题绝非易事。

    高考作弊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惩处力度不够,不足以打消人们的侥幸心理。目前,我国尚无专门针对替考行为的法律法规,难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替考者、替考组织者以及被替考者的打击力度成为舆论的一致呼声。期待“替考入刑”尽快付诸实践,还高考一个干净的环境。

    学生的选择权同样不可能得到完全实现。对学生而言,选择性体现在,除语、数、外3门高考科目之外,学生可以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7个科目中自由确定3个选考科目。从理论上说,7选3存在35种组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扬长避短,文理交叉,选择自己最擅长的3门作为选考科目。这完全是书斋里的想象,而且只推演了最好的一种结果。实际上,由于多个利益相关者从不同的目标函数出发分别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行动,有可能出现多种复杂甚至是坏的情况。

    谢谢这位记者,你提的两个问题密切相关。[15:03]

    普通高考模式为“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3”指统考科目,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各科分值设定为:语文160分,数学160分,外语120分,共440分。语文、数学分别另设附加题40分。文科类考生加试语文附加题;理科类考生加试数学附加题;不兼报文科类或理科类专业的体育类、艺术类考生不加试附加题。文科类、理科类考生三门统考总分为480分,体育类、艺术类考生三门统考总分为440分。

    只要现有的教语文和考语文的模式不发生变化,语文在高考总分中的分值提得越高,所带来的危害就越大。因为学生可能花费在语文习题上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各类培训机构的训练会更有针对性。学生用于阅读的时间会更少,除了考场作文之外,可能将更加写不出能够反映自己真情实感的文章。真正要使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自己重视语文,真正要通过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让学生自己所写的真实的文字在大学招生录取中发挥作用。这就是目前世界一流大学在招生录取时普遍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的“个人陈述”。这一点在香港地区新的大学招生录取改革方案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我刚刚到德国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中国的一些出版集团也带着自己的图书在书展亮相,对外进行推介。在台上发言的时候,我方的发言者说出的话,句子繁杂冗长沉闷,在他们的发言中,没有举例子、讲故事、排比、夸张等修辞方式,而是一套具有官场语言特征的套话、长话、空话,谁也听不懂,谁也记住不,翻译都不知该怎样翻。”在“真语文”系列活动成都站的开场白中,王旭明面对几百名小学校长和语文老师,上来就是一顿“炮轰”。

    另外,中华书局还分别在1923年和1925年编过一套新中华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三册)和《高级古文读本》(三册),两者与同时期编写的《初级国语读本》(三册)、《高级国语读本》(三册)并行不悖,形成文、白分编两套教科书,在当时颇有影响。

    我以为,语文的使命,主要是帮孩子完成三个方面的奠基:一是语言系统;二是美学系统;三是价值观系统。自古至今,优秀的老师莫不如此,孔子也是,上文提到的《论语》的那段,表达的正是一种生活美学和价值观。同样,这三个系统,也可作为评判一本好书的标准。教师的作用,即围绕这三个方面筛选篇目、设计比例,完善孩子不同时期的阅读。

    文化,是对人类精神的涵养和化育,价值迷失将使文化走入道德低地。物质化、奢靡化是对勤谨俭谦的颠覆,去智化、粗鄙化是对尊文敬识的颠覆,虚无化、空心化是对包容厚载的颠覆,娱乐化、泡沫化是对慎终追远的颠覆,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中,“文物昭德”、“乐以安德”的文化主张,“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美学操守,以及日常文化生活中对“德”的定义与追求,变得不断模糊、不断退让、不断淡化。价值的迷失严重消解着我们在五千年文明传统中所形成的伦理共识,道德的失守反过来又严重动摇我们的社会判断和文化操守。文化与道德,面临关乎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博弈。

    就目前的语文建设来说,选文只是一个方面,更严重的是语文教学的异化——不是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生活体验出发,而更多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语文;解读作品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而是机械地沉溺于对“中心思想”的提炼与解读;看待作家,不是从作家的时代背景和完整人生出发,而是在只言片语中随社会思潮而摇摆,要么“微言大义”,要么“只抓虱子”。语文教育成败的关键,教材固然重要,但教学更重要,因为教材是死的,而教学是活的。

    难道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就想不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吗?难道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时,还需要有人专门向他们论证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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